河北任丘大地主高士一，手握四千亩良田！散尽家财抗日，当上八路军旅长，1955 年授衔本该是上将，却因转地方错失军衔！
1955年9月，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，上千名开国将帅齐聚一堂，依次接过授衔命令状。与此同时，古都西安一栋不起眼的办公楼里，一位五十九岁的中年人正伏案翻阅关中公路的施工图纸，神色平静如常。
他就是高士一——八路军120师独立第一旅的老旅长。按他的建军资历和正军级级别，本该出现在怀仁堂的授衔序列中，佩戴上将军衔。然而此时的他已经脱下军装，转入地方，就此与军衔擦肩而过。
高士一是河北任丘大苟各庄村人，1895年出生在一个坐拥四千亩良田的大地主家庭，在兄弟中排行第四，人称“高四爷”。弟兄未分家时，高家在村北建有一处远近闻名的宅院“高家场”，家境殷实，在附近各县颇有声望。
1927年兄弟分家后，高士一分得七八百亩土地，依旧过着富足日子。他性情豪爽，好交往，早年曾担任河北省河务委员，常出入北平、天津与各方人士打交道，眼界开阔，胆识过人，还练就了一手好枪法。
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日军南侵，冀中平原陷入血雨腥风。任丘周边惨案不断——日军曾在娘娘宫一带烧毁十八个村庄，大火延烧三日，上百名群众遇害。不久，日军又放火烧了高家场，将高士一的两个侄儿抓走，杀害一人，放回一人传话劝降。
家仇国恨交织之下，高士一彻底放弃了闭门守业的念头。同年10月，他在共产党员杨琪良、其子高万德的影响下，接受保属省委领导，毅然举旗抗日。
拉队伍之初，高士一便作出了一个令乡邻震动的决定——他把自家积存的粮食、布匹悉数充作军需，又捐出五千元大洋带头筹款，推动其他士绅纷纷解囊，为这支新生的抗日武装撑过了最艰难的开局。他的选择引来家人的反对。
三哥高士芬曾当面质问：你明明知道杨琪良是共产党，跟着他们闹什么？高家的家业非败在你手里不可！高士一的回答毫不含糊：国难当头，只有抗日才有出路，我既然干上了，就决心干到底。
这支最初打出“人民自卫军第五路”旗号的队伍，因为旗帜鲜明、士气高昂，短短数月便从任丘、雄县扩展到三四千人。
1938年6月，部队奉令改为八路军三纵队独立一支队，9月又改为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，高士一始终担任这支部队的军事主官。1939年2月，经独立第四支队政委幸世修和政治部主任杨琪良介绍，高士一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1939年3月，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后，贺龙、关向应决定将独立第四支队与八路军358旅715团合编为120师独立第一旅。贺龙亲自召见高士一，告诉他已呈报中央军委，提议由他出任旅长。高士一又激动又忐忑，连说自己恐难胜任。
贺龙当场给他吃下定心丸：我给你配几个得力的助手，你要坚持抗日，革命到底。接着又话锋一转：高士一呀，你是跟共产党走，不是跟我个人。
随后，贺龙特意叮嘱副旅长王尚荣和政委朱辉照，要尊重高士一，让他有职有权，生活上多加照顾。合编后的独立第一旅下辖715团、1团、2团、3团，成为冀中敌后战场上的一支劲旅。
1939年4月，齐会战斗在河间打响。日军吉田大队800余人携带山炮和大量弹药北犯，贺龙决心集中兵力予以歼灭。独一旅承担打援任务，高士一在后方坐镇统筹，副旅长王尚荣、政委朱辉照亲临前沿指挥。
战斗中，七一五团七连从日军背后发起突击，与村内守军会合；二团、三团抢占马村、南留路等要点堵截敌军突围。
激战三天，吉田大队被全部压缩在一片坟地中，八路军的包围圈越收越紧，最终将这股800余人的日军全歼，仅打扫战场就缴获轻重机枪和步枪数百支。这场硬仗在华北抗战史上留下一笔浓墨重彩，也让高士一的名字与独一旅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此后数年，高士一率部先后参加了陈庄战斗、百团大战和晋西北的反“扫荡”作战，辗转冀中、晋察冀、晋西北多地，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。解放战争中，他调离独一旅，转任晋绥军区后勤部副部长，在西北战场继续履职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在西北军区任职，1952年全军干部定级被评为正军级。按1955年授衔的规定，这一定级加上他早期建军的功勋，足以对应上将军衔。
然而就在授衔前夕，组织的一纸调令改变了这条轨迹。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干部下沉地方，高士一被任命为陕西省交通厅厅长，从军队转入地方序列。一夜之间，他与军衔评定再无关系。
旁人替他惋惜，他却从未流露过半点情绪。在交通厅长的岗位上，他依旧像个打仗的人，雷厉风行，常年奔波在工地一线。
1961年，高士一被调往北京，出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，继续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履职。1968年，他在北京病逝，终年七十三岁。
从华北平原的富家子弟，到毁家纾难拉队伍的总指挥，再到错失军衔的筑路人，高士一每一次转身都干脆利落。那场盛大的授衔典礼，他终究缺席了。但他早已把属于自己的那颗将星，深埋进不断向前延伸的路基，连同一段并不为人熟知、却足以令人起敬的人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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