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河北任丘大地主高士一,手握四千亩良田!散尽家财抗日,当上八路军旅长,1955 年授衔本该是上将,却因转地方错失军衔!
1955年9月,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,上千名开国将帅齐聚一堂,依次接过授衔命令状。与此同时,古都西安一栋不起眼的办公楼里,一位五十九岁的中年人正伏案翻阅关中公路的施工图纸,神色平静如常。
他就是高士一——八路军120师独立第一旅的老旅长。按他的建军资历和正军级级别,本该出现在怀仁堂的授衔序列中,佩戴上将军衔。然而此时的他已经脱下军装,转入地方,就此与军衔擦肩而过。
高士一是河北任丘大苟各庄村人,1895年出生在一个坐拥四千亩良田的大地主家庭,在兄弟中排行第四,人称“高四爷”。弟兄未分家时,高家在村北建有一处远近闻名的宅院“高家场”,家境殷实,在附近各县颇有声望。
1927年兄弟分家后,高士一分得七八百亩土地,依旧过着富足日子。他性情豪爽,好交往,早年曾担任河北省河务委员,常出入北平、天津与各方人士打交道,眼界开阔,胆识过人,还练就了一手好枪法。
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,日军南侵,冀中平原陷入血雨腥风。任丘周边惨案不断——日军曾在娘娘宫一带烧毁十八个村庄,大火延烧三日,上百名群众遇害。不久,日军又放火烧了高家场,将高士一的两个侄儿抓走,杀害一人,放回一人传话劝降。
家仇国恨交织之下,高士一彻底放弃了闭门守业的念头。同年10月,他在共产党员杨琪良、其子高万德的影响下,接受保属省委领导,毅然举旗抗日。
拉队伍之初,高士一便作出了一个令乡邻震动的决定——他把自家积存的粮食、布匹悉数充作军需,又捐出五千元大洋带头筹款,推动其他士绅纷纷解囊,为这支新生的抗日武装撑过了最艰难的开局。他的选择引来家人的反对。
三哥高士芬曾当面质问:你明明知道杨琪良是共产党,跟着他们闹什么?高家的家业非败在你手里不可!高士一的回答毫不含糊:国难当头,只有抗日才有出路,我既然干上了,就决心干到底。
这支最初打出“人民自卫军第五路”旗号的队伍,因为旗帜鲜明、士气高昂,短短数月便从任丘、雄县扩展到三四千人。
1938年6月,部队奉令改为八路军三纵队独立一支队,9月又改为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,高士一始终担任这支部队的军事主官。1939年2月,经独立第四支队政委幸世修和政治部主任杨琪良介绍,高士一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1939年3月,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后,贺龙、关向应决定将独立第四支队与八路军358旅715团合编为120师独立第一旅。贺龙亲自召见高士一,告诉他已呈报中央军委,提议由他出任旅长。高士一又激动又忐忑,连说自己恐难胜任。
贺龙当场给他吃下定心丸:我给你配几个得力的助手,你要坚持抗日,革命到底。接着又话锋一转:高士一呀,你是跟共产党走,不是跟我个人。
随后,贺龙特意叮嘱副旅长王尚荣和政委朱辉照,要尊重高士一,让他有职有权,生活上多加照顾。合编后的独立第一旅下辖715团、1团、2团、3团,成为冀中敌后战场上的一支劲旅。
1939年4月,齐会战斗在河间打响。日军吉田大队800余人携带山炮和大量弹药北犯,贺龙决心集中兵力予以歼灭。独一旅承担打援任务,高士一在后方坐镇统筹,副旅长王尚荣、政委朱辉照亲临前沿指挥。
战斗中,七一五团七连从日军背后发起突击,与村内守军会合;二团、三团抢占马村、南留路等要点堵截敌军突围。
激战三天,吉田大队被全部压缩在一片坟地中,八路军的包围圈越收越紧,最终将这股800余人的日军全歼,仅打扫战场就缴获轻重机枪和步枪数百支。这场硬仗在华北抗战史上留下一笔浓墨重彩,也让高士一的名字与独一旅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此后数年,高士一率部先后参加了陈庄战斗、百团大战和晋西北的反“扫荡”作战,辗转冀中、晋察冀、晋西北多地,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。解放战争中,他调离独一旅,转任晋绥军区后勤部副部长,在西北战场继续履职。
新中国成立后,他在西北军区任职,1952年全军干部定级被评为正军级。按1955年授衔的规定,这一定级加上他早期建军的功勋,足以对应上将军衔。
然而就在授衔前夕,组织的一纸调令改变了这条轨迹。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干部下沉地方,高士一被任命为陕西省交通厅厅长,从军队转入地方序列。一夜之间,他与军衔评定再无关系。
旁人替他惋惜,他却从未流露过半点情绪。在交通厅长的岗位上,他依旧像个打仗的人,雷厉风行,常年奔波在工地一线。
1961年,高士一被调往北京,出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,继续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履职。1968年,他在北京病逝,终年七十三岁。
从华北平原的富家子弟,到毁家纾难拉队伍的总指挥,再到错失军衔的筑路人,高士一每一次转身都干脆利落。那场盛大的授衔典礼,他终究缺席了。但他早已把属于自己的那颗将星,深埋进不断向前延伸的路基,连同一段并不为人熟知、却足以令人起敬的人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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